1955年初，一些开国将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深入部队开展调研。罗荣桓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一年，虽然全军各个部队已经开始实行苏联红军的条令，但他发现部队中因种种原因被关禁闭的士兵异常增多，而且这些原因五花八门，莫名其妙。有的士兵因为不愿参加文艺联欢会，有的因为对部队饭菜辣味过重而拒绝进食，还有的因公开批评军官的高薪待遇而被处罚。种种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管理的失衡与官兵关系的严重疏离。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统计，整个军队在一年内，士兵因各种原因被惩戒的竟高达10万，而其中有3万人被关禁闭。士兵和部分军官的矛盾不断激化，许多人开始公开表达不满。许多士兵甚至指责现有的部队管理制度就是军官一言堂，这种管理方式早已脱离实际，有的士兵反映，军官与士兵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军官殴打士兵的情况。士兵们对官僚主义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针对这一问题，罗荣桓进行了深入调研与论证，并最终写出了一篇题为《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理论文章。文章中，他深刻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照搬苏联红军条令的做法，并指出，这种照抄照搬的做法，导致了部队管理和官兵关系严重脱节，甚至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明确指出，因为盲目照搬，我军原有的光荣传统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民主制度和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正遭到挤压，部队的战斗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此时，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大规模整改的时刻。
展开剩余69%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彭总认为，必须修改部队现行的条令，使其更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并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部队的战斗力。经过充分论证后，他将这一问题上报给中央批准，并着手组织相关人员对现有条令进行修改。
然而，当时军队中仍有大量苏联顾问，他们在军队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修改条令的提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苏联顾问们的强烈反应。几位苏联顾问甚至专门找到彭德怀，向他提出了许多疑问，并请他做出解释。在几位老将的支持下，彭德怀耐心地向苏联顾问们解释，同时坚定地坚持修改我军条令的决心，不为外界压力所动。
修改条令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谁来牵头主办这项工作，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显然，这项任务应该由训练总监部来负责，但具体由谁来担任这个重任，成为了另一道难题。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去找叶剑英商量人选。最终，彭总决定让时任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彭绍辉负责此事，彭绍辉在训练总监部负责军事科学与条令部的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经验。
彭绍辉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组成专门小组，前往各部队进行调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全军部队的意见。在短短时间内，一个符合我军实际情况的新条令初稿就已经完成。
有一天，彭绍辉带着初稿专门去找彭德怀审阅，并提出是否应征求更多部队的意见再进行集中修改。然而，彭德怀在审阅后认为，条令中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他建议在征求意见之前先将这些问题处理到位，并指明了几处具体需要调整的内容。经过一番讨论，彭绍辉对彭总的一些修改意见产生了不同看法，开始与他深入探讨。然而，讨论过程中两人因为意见分歧，气氛渐渐紧张，甚至发生了争吵。由于两人性格固执，这场争论渐渐升级，最后不知不觉就开始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大声争执，声音大到楼道里的其他人都能听到，整个办公室的气氛一度陷入僵局。幸好，叶剑英恰好经过，及时进来制止了这场争吵，要不然，事情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其实，彭绍辉与彭德怀的争吵并非第一次。在过去的岁月里，二人因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彭绍辉是彭德怀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二人不仅是革命战友，还是老乡。彭绍辉早年追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并且在长征中也一直是彭总的重要部下。彭德怀十分器重彭绍辉，亲自培养了他，而彭绍辉则十分仰慕彭德怀的军事才能，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由于性格都比较直率、脾气较大，争吵几乎成了他们之间日常的交流方式，但每次争吵过后，他们都能够大度地释怀，从不记仇。
最终，在彭绍辉的带领下，经过彭德怀和其他几位老帅的悉心指导，新的条令修改工作顺利完成，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修改，不仅使部队管理更符合实际情况，还有效地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成为我军历史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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